在我从事儿科临床工作的历程中，前20年（1960-1980年代）可以说是救死扶伤与营养不良和各种感染性疾病打交道，那个时候因为刚解放不久，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粮食欠收，加上共产党内和社会上刮起的浮夸风，苏联老大哥停援助、撤专家，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所造成的混乱等等，使人民的生活再次陷入贫困之中，全国许多地方的人民处于半饥饿状态，有些地方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后来的情况虽有所改善，但贫困生活状况并未有根本改变。小孩得了病没钱医治，就在家里“硬抗”，直到快死的时候才到医院来看，入院后就得抢救。那个时候医疗设备简陋，没有什么精密仪器，诊断手段简单，看病抢救全靠医护人员的观察体会进行护理，真可谓是“跟着感觉走”。当时虽然生活艰苦、贫困，但人心实在，人与人之间相处都能以诚相待，医护人员都视病儿如亲人，全心全意、诚诚恳恳地为他（她）们服务，对危重的患儿医护人员就亲自守护在病床前，观察病情变化，适时处理，就连节假日、星期天不值班时也多次去病房看看患儿，观察病情变化。病儿每天所需的静脉输液方案，我们并不是把它一早就开好，而是根据病情变化一步一步开处方，以取得最佳效果。

传染病的流行、营养不良状态和各种感染性疾病的肆虐，使儿童特别是婴幼儿死亡率很高。

那时候的传染病很猖狂，记得1958年全国麻疹流行，当时我在南京鼓楼医院实习，当时医院床位不足，就在附近的一个庙宇里收治患儿，诺大的一个大厅可收治上百个患儿，各个都是要死要活的危重患儿，那真是一场瘟疫。每天晚上就有十几个小孩死亡，我们作为实习医生  除了参与抢救危重患儿，就是跑太平间送尸体。那一年还有白喉流行，我曾亲自经历了一家三姐妹在同一晚上先后死于喉梗阻气管切开术的手术中。几年后麻疹再次流行，我已是一名儿科医生，麻疹肺炎和腺病毒肺炎致患儿喘憋严重，那时候没有呼吸机辅助治疗，就采取气管切开术缓解症状。那时候的消炎药也很简单，就是青链霉素、四环素和红霉素。有一个患儿病情危重，需用更好的抗菌素，经联系有进口的卡那霉素，每支0.5克售价48元，相当于一个护士一个月的工资。麻疹这一严重威胁小儿生命的传染病一直到麻疹减毒活疫苗研制成功并广泛接种后才减少。现在麻疹虽然时有发生但多属轻症，一周左右多能痊愈，有并发症者极少。

其他传染病如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百日咳也多有流行。春季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夏季的爆发性细菌性痢疾和乙型脑炎，几乎每年都有发生，患儿到医院时就处于休克、昏迷状态。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年春天，流行脑脊髓膜炎大流行，传染科专门开辟了一个病区收治流脑患儿，我也被借调去和传染科同事一起参与患儿的救治，其基本治疗是抗菌用青霉素和磺胺嘧啶，抗休克除纠酸、扩容等一般措施外，就是依据微循环障碍说，超大剂量使用东（山）莨菪碱或阿托品，一般临床所用阿托品针是每支0.5毫克或1毫克，我们所用是每10毫升含阿托品1000毫克，每次静脉推注0.5-1毫升，每10-15分钟一次，直至血压稳定，一般状况好转。爆发性菌痢和乙脑的治疗就更为复杂，仅控制患儿抽风就要花很大功夫，抗休克也不像流脑那么简单。

除了急性传染病，小儿内科收治的病人也以季节性感染病为主。冬春季以呼吸道感染病肺炎为主，且多危重。因多数病儿因缺氧呼吸困难，有烦躁不安、肝脾肿大而疑有心力衰竭，治疗上除吸氧、镇静、消炎以外，多予快速的洋地黄类药物。初开始用的是毒毛旋花甙静注，以后才改用西地兰、地高辛，憋喘严重的患儿则给予气管切开，减少呼吸死腔，便于吸氧、吸痰。金黄色葡萄球菌性肺炎患儿常合并有脓气胸，来不及处理就憋死了。还有些重症营养不良的小儿患肺炎后，连喘息的力量都没有就悄无声息地死了。

夏季的腹泻病以致病性大肠杆菌引起的居多。7、8、9三个月是流行高峰期，每天都有十多个病儿需要住院补液，患儿排稀水蛋花汤样便，每日10-20次，每次几十上百毫升，还伴有呕吐，所以入院时多有中重度脱水和酸中毒，化验结果提示以低渗性脱水居多，所以输液多用4份生理盐水、3份5-10％葡萄糖和2份1.4％的碳酸氢钠溶液配成的“4:3:2混合液”，约相当于2／3张渗透压，按照先盐后糖、先快后慢、见尿补钾的原则分批给予。入院第一天的输液量一般约为每公斤体重150-200毫升或更多，第二天以后仍需每日静脉输液以补充继续丢失和维持生理需要，总疗程约一周。1970年代曾散发流行“鼠伤寒沙门氏菌感染”，患儿以脓血便为主，迁延难治，开始时兰州先有病例报告，后扩散至西北地区各省市，当时认为这是一种贫穷病的典型，但后来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都流行。

除上述季节性感染病外，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也时有发生，以肺炎、脓气胸最多见，脓毒败血症也不少，且表现多怪异。有的患儿一开始就表现为感染性休克，经抢救1-2天后才出现颌下淋巴结肿胀化脓，需切开引流，当时称此为“超急性感染”。还有一个患儿因全身荨麻疹在多家医院诊治，1天后突然出现感染性休克，进而出现化脓性淋巴结炎。 金黄色葡萄球菌脓毒症的并发症以脓气胸最多见，其他如肝脓肿、骨髓炎、心包炎、蜂窝组织炎都可发生，但发生脑膜炎和泌尿系感染者极少。

除了急性传染病和急性感染性疾病外，一些慢性传染病也曾猖獗。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结核病也趁机作怪，我院小儿科就专门开设了20张床收治结核病，其中以结核性脑膜炎最多，患儿持续高热、昏迷、惊厥不止、角弓反张等去大脑僵直状态，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心寒。

除了病菌直接侵入机体所致的疾病外，与感染有关的疾病如急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也很常见。肾病综合征患儿的全身严重浮肿曾经是治疗的难题，利尿药、肾上腺皮质激素、中医中药、输血等都难凑效，有些患儿因长期服用肾上腺皮质激素而出现枯兴氏综合征，加上全身又肿又胖常招致路人围观取乐。60年代初，风湿性全心炎曾致许多10来岁的女童死亡，看着她们半躺卧在病床上有气无力的样子，真使人难过。但作为医生似也无助，眼看着她们走向死亡。

中医说“邪之所腠，其气必虚”，外因是通过内因而发挥作用，感染与传染病的流行，既与外在环境不良有关，更与饥饿、营养不良使身体抵抗力低下有关。在那贫困、饥饿的年代，小儿营养不良极其普遍，严重的营养不良使婴儿骨瘦如柴、皮包骨头，像个羸弱的老头，有些婴儿由于长期的严重营养不良和隐性感染，临床表现严重贫血，肝脾脏极度肿大、骨髓异常增生，如急性白血病，临床上称之为感染营养性贫血（雅克什贫血），虽给予各种治疗，输血、抗感染、各种支持治疗，但效果很差，多数都逐渐衰竭死亡。

因为贫困饥饿，人们的营养状况都比较差，为了吃饱肚子，有些干部都放弃了城里的工作，回农村务农了。城里的一些大孩子因吃了用玉米芯磨成的面粉做成的馒头而几天不排大便，致粪便凝结在肠内，临床表现如肠梗阻，腹痛难忍，来医院看急诊，给予灌肠，肛管不能插入，无奈我只能戴上手套为他（她）们“掏粪”，当用力把干结的粪块弄碎，一点一点地将粪便抠出来，才显出玉米芯的原貌，肠梗阻的症状才得以解除。有的婴儿因无母乳来医院要求开证明去奶站订奶，若得不到满足就丢弃小儿于门诊或奶场。那时候城里人要改善小儿的营养不良状态，兴起了一股注射维生素B12之风，因为药源有限，实行凭票购药（专门处方），儿科门诊医生每月都能分得这种专用处方十几张，然后分发给病人，记得文化大革命都结束后好几年还有人向我索要B12的处方，真使人哭笑不得。

新生婴儿刚从母亲的子宫降生到人世间，理应得到精心呵护，患病后更应如此。出生头几天维持小儿体温恒定，保暖是关键环节，好多小儿因出生后不能维持体温的恒定，冬天常常被冻成硬肿症（寒冷损伤综合征），重者全身冰冷僵硬如“蜡人”，保暖复温是治疗的重要手段，但当时医院没有保暖箱，只能用热水袋暖，用电灯泡烤，放在暖气片上，抱在大人怀里，但重症能救活的不多，多数患儿到最后全身冰冷、口鼻喷血、肺出血死亡。出生体重小的早产儿和极低出生体重儿也多因体温不能维持、营养跟不上或合并感染而死亡。这类疾病的发生和死亡是不良的坏境造成的，是社会贫穷落后的结果。新生儿黄疸是一种常见病，重症黄疸需要用蓝光灯照射治疗，但病房没有，有一年供电局一位电工的小儿患重症黄疸，我们就请他帮忙用病房保护火炉的支架装上蓝光灯替代光疗箱，这种简易的光疗设备后来竟然用了多年。新生儿破伤风，俗称“四六风”，是因为接生时消毒不严致破伤风杆菌经脐带感染所致，是农村新生儿死亡的重要原因，来到医院患儿也多因顽固的抽搐不止、窒息或合并肺炎死亡。   

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经济状况，多数人都过上了富裕日子，不愁吃不愁穿，人人都谋健康、长寿，对小儿的健康更加关注，预防保健工作从新生儿到上小学什么早教、触摸、洗澡、游泳等等花样繁多，应接不暇，来门诊求诊者相当一部分是健康咨询，要求做健康检查和检测微量元素等化验检查，和贫困年代小儿患儿在家里硬扛，形成鲜明对照，医疗设备也有了极大的改善，除医院的各种大型设备外，新生儿科的发展最能说明问题，各种保暖箱、监护仪、输液泵、呼吸机等对新生儿疾病的救治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过去孩子出生时体重低于2000克的小儿都难成活，如今出生体重小于1000克的超低出生体重儿也多能养活，真正的硬肿症已近绝迹，儿科的疾病谱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传染病不再大规模流行，感染性疾病明显减少，且多轻症，危重者极少。营养不良儿被营养过剩的肥胖儿所替代，相反以前少见的遗传代谢性疾病、染色体病、基因突变却明显增多。

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贫困年代我在小儿科工作时的所见所闻和医疗实践，让年轻的一代感知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就知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是改革开放、国家繁荣富强的结果。让我们珍惜现有的生活，立足本职、放眼世界，为实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